改革开放简史

改革开放简史

43年前,史诗般壮丽的改革开放拉开大幕。四十多年春风化雨,砥砺前行,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抚今追昔,我们深切缅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们国家要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是不可想象的。”本文咱们揭开历史的帷幕,共同探讨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强国之路,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即对内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更好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开放,即对外开放,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符合当今时代的特征和世界发展的大势,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1、开启改革开放大幕的思想先导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7年下半年反右运动开始,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左”的错误,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灾难。“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民群众生活依然贫困,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关键抉择。当时中央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中国共产党人紧迫的历史任务是:拨乱反正,端正思想路线,既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其实,早在“文革”中的1975年,邓小平就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进行全面整顿,初步探索了这条新道路。邓小平曾说,改革“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管科教工作,决策恢复高考。在次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等一系列重要观点,推动科教战线与其他各方面的拨乱反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解放大潮。始自1978年5月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一场冲破“两个凡是”严重束缚的思想大解放运动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了理论上的准备,是开启改革开放大幕的思想先导在胡耀邦组织下,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很快就有多家报纸全文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阐述的基本观点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应该按照实践的标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正因为如此,此文受到责难,刚刚兴起的讨论面临天折。

关键时候,邓小平挺身而出。首先是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给予支持,其次对那些指责该文的人提出了批评。7月21日,他同中宣部部长谈话时说,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7月22日,他把胡耀邦找到家中,明确表示说: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编辑们听了胡耀邦的传达后,非常高兴,很受鼓舞。8月,邓小平又同宜传文化部门的负责人谈话,要求不要设“禁区”。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和天津等地,发表“北方谈话”,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现在这个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

在邓小平的支持和领导下,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迅速在全国展开,到11月,共有2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解放军11个大军区、5个兵种和军委三总部负责人发表谈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次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思想保障。11月10日至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其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开始全面纠正“文革”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

2、“北方谈话”,提出改革新要求

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过程中,与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相伴随,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新思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党长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宏伟目标。但是,什么是现代化?怎么实现现代化?这些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好。邓小平1978年9月同金日成会谈时说:“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睁开眼睛看世界,“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结论是;“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为此,改革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1978年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在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天津等地,着重就如何加快工业化建设速度和改进企业管理体制进行调研,其中阐述了改革的总要求、理论依据以及改革的精神。

在调研中,从端正思想路线出发,他提出对特定历史背景下推广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不能盲从,要看实践的效果。在东北我们学习苏联经验搞了几十年工业化建设,这条道路怎么样?根据多年实践经验,他指出我们要走又快又省的专业化协作生产的道路,“不要走小而全、中而全、大而全的道路。这是苏联的道路”。他对苏联模式进行了明确批评:“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因此,他提出了改革的总要求:“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过去讲发挥两个积极性,无非中央和省市,现在不够了,现在要扩大到基层厂矿,要加强基层企业的权力。”

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理论。9月16日,邓小平在长春听取吉林省委负责人汇报后说:“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他以深深的忧患意识指出,“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改革有彻底的革命精神。9月18日,邓小平在视察鞍山钢铁公司时说:“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以革命的精神进行改革事业,就是要有闯劲,不能当懒汉。邓小平反复强调:“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要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头脑僵化。”没有革命的精神就难以适应新形势:“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春潮涌动,万象更新。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艰难的开拓整装启程。在这次调研中,邓小平开始考虑如何结束以“抓纲治国”为指导的揭批运动,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9月17日在沈阳军区调研时第一次提出要适时结束运动。9月20日在天津调研时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单位运动搞好了,就可以转为搞业务,搞久了不行。这是全国性的问题。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对总政提出这个问题。军队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上起了带头作用。接下来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文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完全同意邓小平关于发扬经济民主的论断,提出改革现有权力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新要求。

3、访日访美: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

1978年2月至1979年1月,邓小平6次走出国门,相继访问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8个国家,为国内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国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水平有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由周恩来总理设计、在邓小平领导和主持下缔结的,经历了从1974年11月到1978年8月45个月的漫长过程。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即对来访的日本客人讲,签订条约“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所谓一秒钟,只是两个字,签订”。条约的签订为中日经贸、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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